忽必烈继承汗位后的一天，向先锋元帅霸突鲁请教治国安邦之策。霸突鲁直言：“幽燕之地，龙盘虎踞，形势雄伟，南控江淮，北连朔漠。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。大王果欲经营天下，驻跸之所，非燕不可。”胸怀天下的忽必烈接受霸突鲁建言，决定迁都燕地。

反复踏勘定墙址

元至元元年（1264），太保刘秉忠接受忽必烈诏令，着手在“东有潞河之饶，西有香山之阜，南有柳林之区，北有居庸之口”的燕地，寻址建都。

【资料图】

选址兹事体大，刘秉忠未敢怠慢，历时两年多，遍勘燕地，最终选定位于卢沟河（今永定河）冲积扇脊部、以万宁宫为中心的区域作为城址。这里海拔50～55米，地势略高于四周，利于建城。刘秉忠据此勘定新都城墙方位。新都西城墙顺势设在南北向“V”形跌落带的内侧斜坡上，海拔略低于55米。北城墙依势设在55米等高线自南向北缓降的斜坡地带。东城墙因势敷设在南北向的低凹地带内侧斜坡上，海拔跌落至50米。南城墙则就势设在55米等高线自北向南开始下降的边缘，巧妙避开了原金中都的北墙，两者相距400米。新都城墙在方位选择时有意回避低点，力保墙内地势高于墙外，既为日后在低点挖建护城河预留空间，也为战时居高护城提供依托。

设计方案中，新都西北、西南、东南三个城角外皆有岗阜（高地）作为“靠山”，唯独东北城角地势低洼，一“凹”到底，缺少依靠。刘秉忠在勘定东北角城墙时，有意向内（向南）回缩至地势相对高点，巧妙避开了低洼处。

新都东、西城墙平均相距6645米，南、北城墙平均相距7620米，酷似一个竖立的长方形。尽管其东北角适度内收，致使长方形的城墙不太规整，但这恰恰彰显出“破缺”之美。

城门的数量选设独具匠心。按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规制，新都的四面城墙理应各设三门，共十二门，但刘秉忠没有循规蹈矩。他创造性地提出只设十一座城门，即东城墙的齐化门、崇仁门、光熙门，西城墙的平则门、和义门、肃清门，南城墙的顺承门、丽正门、文明门，北城墙的安贞门和健德门。在北城墙少开一门，抛开风水上的讲究不提，单是南城墙的三座城门与北城墙的两座城门错开，就是高明的一招。这样可以阻断城内的南北风道，使冬季的凛冽寒风不致穿城而过，而夏季的暖湿气流却可以随风入城。这在建城史上算是独树一帜。

城门的位置选定同样讲究，多选建在岗阜环绕之处。安贞门、肃清门内外岗阜呈点式分布，健德门、光熙门外岗阜呈半圆形分布，和义门、平则门内外岗阜呈“个”字形分布，丽正门和顺承门内外岗阜呈“品”字形分布，处处体现“后照前应”格局理念，却也使联通城内外的道路出现局部“8”字形转圜设计。这正应了“因天材，就地利，故城郭不必中规矩，道路不必中准绳”的规则。

筑墙围都十六载

至元三年（1266），忽必烈阅批刘秉忠呈送的新都规划图后，非常满意。他立即下令抽调张柔、张弘略、段贞、也黑迭儿等筹建行工部，专职负责兴建新都。

至元四年（1267）正月初一，新都正式开建，按照先主后次、先中心后周延、先宫城后城墙的原则，有序推进。至元八年（1271），宫城初竣，次年改名为大都。

与此同时，行工部正式启动新都的城墙建设。《元史》记载，当时，每年都要从中都、真定、顺天、平滦等地征调近3万民工，修筑大都城墙，但劳力仍不足，工程进度缓慢。忽必烈又批准抽调六卫汉军参与修建城墙。

施工开始前，行工部先行锚定城墙的4个角点坐标。东北角点为今北京服装学院东北向50米处角楼遗址，西北角点为今黄亭子西北蓟门烟树碑处，东南角点为今北京站东明清古观象台处，西南角点为今中国教育电视台大厦西侧、西二环路东沿。顺时针连接4个角点，并用白灰画定城墙基线，标定角楼、城门、箭楼、墩台的方位，自此浩大的筑墙大幕拉开了。

大都城墙的夯土，主要取自护城河里的黑土和黄土。筑墙时，采用“黑土黄壤”工艺，夯筑出基部宽达24米、高16米、顶部宽约8米、收分较大的土城墙。今天残存的土城墙体上依稀可见众多直径10厘米、深约5厘米的梅花状夯窝，这正是当时工匠无数次举掷夯杵、夯实城墙的佐证。

在土城墙夯筑中，还使用了类似于钢筋的“永定柱”（竖柱）和“纴柱”（横木）。就是在墙体内预先安放永定柱，外面打上夹板，填土夯实后，在夯土上面并排摆放纴柱，填土夯平，然后再安放永定柱，加装夹板，填土夯实。循环往复，直至土城墙夯筑至设计高度。

大都四面城墙设定的11座城门也先后开建。由大都城西砖窑烧制的、特定规格的灰砖，陆续运抵相应位置，工匠开始砌砖建门。数月下来，11座城门现身了，除了高大威严的丽正门采用三重砖券结构，设三门外，其余十门统一采用一重砖券结构，设一门。城门高22米，门洞深9.92米、宽4.62米。城门上建有地堡式城楼，两侧的小耳室设有登上城楼的梯道。城楼面阔3间、进深3间，除了当心间的四柱为明柱外，其他均为暗柱。

待土城墙夯筑陆续完工后，坐落于土城墙上的角楼、箭楼以及墩台工程随即展开。角楼土基座东西长约48米，南北宽约46米，基座上建有面阔3间、进深3间、铺砖为地的砖石角楼，主要用来存放守城兵器。旁边设有蓄水池，可储水防御火攻。在靠近城墙内角两侧，设有马道，方便士兵和战马上下角楼。在两座城门中心点的城墙上以及城门与角楼中心点的城墙上，均设有1座箭楼。其建筑规制与角楼相同，但规模略小。在城门和箭楼、箭楼和角楼之间，每隔30丈设有1处砖石结构的墩台（马面）。

民国时期的元大都土城墙箭楼残址（来源：《北京历史地图集·政区城市卷》第52页）

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），历时16年，举百万民工、数十万士卒之力，28606米长的元大都城墙大功初成。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，出于京城防御的需要，元顺帝下令增筑各城门的瓮城，除丽正门、崇仁门、和义门瓮城呈长方形外，另外8座城门瓮城呈月牙形，每座瓮城大约100米宽，瓮城外的护城河上均架设吊桥。

大都城墙的伟岸雄姿终于现世。城墙上镶嵌着11处城门楼（含瓮城）、15处箭楼、4处角楼、约240处墩台，一起构筑起大都城坚固的城防体系。

防雨护墙披蓑衣

新落成的大都土城墙，雄壮恢宏。然而，土质墙体终归不够结实，每逢大雨必毁，只是轻重不同而已。每次抢修坍塌的城墙，朝廷都要兴师动众，少则几日，多则数月。

如何保护土城墙，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。他曾多次召集大臣，商议护墙良策。有的人主张采石烧砖，加固城墙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然而，全国甫定，百废待兴，国库拮据，实难做到。有人献“苇城之策”，就是将芦苇一排排地挂到城墙上，自下而上把整个土墙遮盖起来，仿佛给土城墙穿了一件蓑衣，既能为城墙遮雨，还省下不少开支。忽必烈思忖多时，最后决定采用这个办法。

大都土城墙开始披上特制的蓑衣。然而，土城墙周长近3万米，需要海量的芦苇，为此，朝廷下令在文明门外、东向5里处，专设苇厂，收编芦苇。

然而这并非万全之策。因为蓑衣虽可减缓雨水冲刷破坏，但也引发了新问题：受雨潮湿的蓑衣长期浸润墙体，容易导致土城墙松软崩析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至元二十四年至至正十年（1287—1350），蓑衣土城墙大规模坍塌竟有十五六次之多，小坍塌几乎年年发生。

元朝后期，统治集团内斗激烈。元文宗图帖睦尔掌政期间，他的兄弟忽剌台率大队军马进逼大都。在护卫京城中，元文宗下令撤掉蓑衣，以防烧苇攻城。退敌成功后，蓑衣再也没有被恢复，“苇草蓑城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
之后，土城墙的防水之法有了“新招”，即铺设半圆形的排水管防水，它逐渐成为主要的防水手段。这已为元大都城墙考古发掘所证实。

时光飞逝，斗转星移。如今的北京城，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。这里依然保留着几处元大都土城遗址。驻足这里，心中禁不住涌起沧桑巨变之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