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端午节，导演韩延新片《我爱你！》上映。该片稳居端午档影片豆瓣评分榜第一，7.9的评分在同类型的国产电影中也算得上佼佼者。

《我爱你！》改编自姜草的同名漫画。早前，韩国已将其改编成电影。珠玉在前， 韩延仍执意挑战这一题材，大概是因为该题材延续了其前作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中对普通人生活处境的刻画，以及对“生命与爱”的宏大主题的探讨。

(资料图)

只是这次，故事主角从年轻人换成老年人。这对于如今以年轻人为主要观影群体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，既是一次内容的革新，同时也是一次颇具冒险意味的大胆尝试。

壹

生老病死，《我爱你！》占了三样——“老病死”，触及这类题材的电影本就稀缺，以商业片形式来拍摄的就更是凤毛麟角。

其因有二，一是受众群小，市场表现乏力；一是不好拍，很容易拍得暮气沉沉，一地鸡毛。

这类题材就像一池死水。韩延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找到一个关键角色，能将死水搅动起来，化作汹涌的江河。

这个角色就是倪大红饰演的常为戒。他是一个退休老人，丧偶十年，为人耿直，做派新潮，打得了年轻人的手游，说得出网络的热梗段子，走在时代前沿，不肯落伍，并尽力讨好自己的儿孙。

他与周围世界周旋，显得游刃有余，但老年人的落寞亦可在一些细节中窥见：长久失眠，孤独地看相亲节目，随身装以水代酒的酒瓶，来自子女的关心更多的是透过一个冰冷的监控器。

虽是老人之躯，却装年轻的心魂——常为戒呈现出来的这种反差感，会调和老年的暮气和话题的沉重，使故事得以用一种较为轻松的、带有喜剧色彩的、讨多数观众群喜欢的方式展开。

他在公园遇到捡废品的老太太林慧如（惠英红 饰）。两个老人因误会相交，像一对欢喜冤家，逐渐熟识乃至产生情感羁绊。他们的“恋爱模式”颇似青春偶像剧：玩水管喷水、携手捡垃圾、深夜发语音、广场跳舞、玩捉迷藏、并排凝视夕阳……

这种朝气蓬勃的“黄昏恋”固然讨喜，但却避开了真实的老年处境而显得不够诚恳，所以韩延将故事从“老”的层面，延展向了“病”——梁家辉和叶童饰演的谢定山、赵欣欣夫妇登场了。

他们相濡以沫四十多年，互敬互爱，以一个垃圾废品站为生。赵欣欣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和肠癌，生活无法自理，每日忍受剧痛，偶尔头脑清醒便希望丈夫“送她走”。谢定山在生存、妻子和子女间盘旋，从未抱怨，以坚定和平实的爱与妻子相依相守。

在确定妻子时日无多后，谢定山大摆家宴，本想温情聚首，结果儿子忙于接听电话，儿媳忙于照顾子女，孙子孙女则无视他精心制作的礼物。一场隐忍的告别化作难以启口的哀痛，哄闹中儿女的“冷漠”更像是一场令人寒心的“病”。

又“老”又“病”，则不可避免地迎来最终的“死”：谢定山夫妇用体面又壮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临死前，还不忘嘱咐常为戒帮忙掩盖“真相”，避免子女们被世人指指点点。结果这帮后代，在丧宴上称老人之死为“喜丧”。这彻底激怒了常为戒，他挥舞麒麟鞭大闹宴会，怒斥不肖子孙，将全片推向高潮。

高潮过后，就是余波——林慧如心有戚戚，害怕必将到来的死，又一次将她自己或常为戒推向孤独的绝境。这份恐惧，让她收回爱意，退回乡村老宅。常为戒不甘，勇敢追去，大声告白“我爱你”。两人紧紧相拥，故事走向圆满。

韩延的不俗之处在于，他在这两对老人之外，还设置了第三声部，一对被时代拆散的怨侣：爱而不得的陈校长，精神分裂，以木偶为粤剧名伶美若仙，毕生囚于医院；美若仙误以为陈校长已死，自我封禁在家，徒以养鸟寄情。两人最后在医院相会，齐唱粤剧，似在重温旧日情梦。

可是这美满背后，却有一种深沉的怅惘：现实可不会像电影那样弥补缺憾，唤回美好。甚至，影片这段的处理，理解成一种聊以慰藉的幻想也能成立。

总体而言，《我爱你！》尽可能多维度地展示了“老病死”，令这类稀缺的题材多了一种声音，并让电影市场看到该题材的可能性，这不啻为韩延的一份功劳。 

贰

题材的稀缺性，只是评价电影价值的一个维度。作为一部社会现实导向明显的电影，《我爱你！》是否能够承载一定的现实表达，并在某种程度上发出警醒，才是其评判其价值的重要标准。

本片最直接的命题就是老人。韩延曾在采访中谈起创作初心，“老年人为什么不能有戏剧性呢？老年人的爱情不可以有戏剧冲突吗？我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去创作。”

为了打破刻板印象，他在电影中塑造了三个“极端”的老人。

首先是毫无老年色彩的常为戒，他的穿着、口语、行为都像极年轻人，就连手机铃声都是短视频热门配音“完了芭比Q了”。

作为电影中唯一走进年轻世界的老人，他的一切逻辑特征被孙女总结为“讨好型人格”，因为要讨好后辈，所以才故作潇洒。这种“委曲求全”将电影的喜剧性反转，揭示了老年人想要不被“抛弃”，就得暂时地剥离自我，伪装时髦。

其次是充满苦情色彩的谢定山，他对妻子的病痛无能为力，对耳聋的女儿抱有歉意，对冷漠的儿子无计可施。他试图用泥塑的玩偶和电动汽车讨好后辈，换来的却是嫌弃和厌恶。想走进年轻的世界却不能，谢定山“局外人”式的位置只能迫使他自绝其路。

最后一个老人形象是形同“活死人”的名伶美若仙。数十年来，她沉湎过去，自我封闭，宁可面对一群笼中之鸟，也不愿走进年轻的世界。

韩延用极尽朝气的常为戒、极尽悲凉的谢定山和极尽哀怨的美若仙，来摹画老人的处境。这种“极端”具备一定的典型性，他们与年轻世界的关系，基本可以涵盖如今老人的现实处境。可以说，《我爱你！》成功地摹画出了一幅老年的全景图，达成了对现实的回应。

与老人相对的，则是处于中青少年的子女后代。片中一场家宴、一场丧宴将子女的“不孝”展示得触目惊心。很多观众以为这是对子女的鞭挞，实则更像是一次提醒。

叶童在成都路演活动中，曾谈及宴席上的子女表现。她认为子女的冷漠不是不爱父母，而是害怕表露这种爱，“因为一旦表露，就意味着责任。”三个子女，哪个展示出对父母的爱，就有可能被其他子女将赡养责任推到他一人身上。他们惧怕这种负担。

“我和谢定山的儿女一样，没有自觉，是不孝顺的人。我们内心里总会觉得自己已经算同龄人里对父母关爱非常多的了，但其实还远远不够。”韩延说，“我觉得常为戒的鞭子打在了宴席每个人的内心里，其实每一鞭也打在了我身上。”

韩延没有说出来的是，大闹丧宴、声讨子女的鞭子，也打在了银幕前的观众身上。它不是拷问，只是警醒，或者说意图唤醒我们对父母、老人的重新关注。

当然，子女后代的角色塑造过于“脸谱”，属实是一种刻板印象。韩延拒绝对老人形象进行刻板塑造，却偏偏放弃了深挖后代角色的可塑性和复杂性，这或许是其创作无能，或许是有意为之，就是要用脸谱来定义年轻人，就是要用这种刻薄来刺痛年轻人。

“老病死”是一个无解难题。但身为导演，韩延试图给出药方，那就是大胆示爱。

韩延借常为戒的孙女之口，吐露出他对老年困境的思考——“没有一种负面情绪是一句‘我爱你’治愈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再讲一遍。”这话听着就像网络段子或鸡汤金句，流于浅显和空泛，但又不失为一种可能——毕竟中国人羞于说爱，尤其是亲人之间——或许，改变正是要从这一点微不足道却珍贵无比的表白开始。

叁 

韩延是一个善于将恐惧转化为作品的创作者。

他听闻熊顿的故事，开始恐惧死亡，便拍摄了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。电影中的主人公哪怕面临死亡的威胁，也从不放弃寻求爱的可能。

此后，他的生活经验愈加丰饶，更能理解和惧怕疾病可能对家人带来的折磨，便拍摄了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。片中男主角在癌症的阴影中，终于认识到只要有所爱，就值得分秒必争地活。

年届不惑，他夹在老年和青年之间，对“衰老”体会渐深，于是推出《我爱你！》，并表示这是他新计划的“暮年三部曲”的开篇。明年继“肿瘤君”“小红花”之后，也将迎来他的“生命三部曲”最终章——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，书写病痛折磨下两个青年勇敢的奔爱之旅。

可以说，韩延把病痛或死亡，开辟成了专属自己的类型赛道，“你让我现在去拍其他题材，我会更舒适，因为不熟，我可以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探索，但这里不可以。”

“这里”饱含对生命的尊重，以及在一个将朽之躯中，寻求爱的可能的探索。《我爱你！》是韩延创作观最直接的展示：人生的每一次恐惧，都可以用“爱”来化解。

这或许是个隔靴搔痒的答案，但除此之外，那些陷身病痛折磨和衰老孤独的人，又有什么途径去寻求更多的安慰和更大的希望呢。

略显遗憾的是，《我爱你！》因为书写六个老人，导致焦点涣散，使得每个老人所承载的困境表达不够深刻；因为考虑商业电影的叙事要求，将所有人物、情节、情绪置于一种圆滑的套路的设计中，笑点和泪点的营造都在意料之中，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维度偏于单一，对造成人物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探讨更是浅尝辄止。

若不是“老人们”强悍的演技将文本撑出了更多细腻的东西，就剧作本身而言，恐怕谈不上太多惊喜。

但或许韩延后续以“暮年”为主题的作品，可以弥补这些缺憾，使得他对老年的视听语言达到完全的深刻的书写。

只从影片题材的开创性、故事内容的警示性和电影整体的完成度而言，《我爱你！》的评价算得上恰如其分，对得起观众手里的电影票。

撰文 李瑞峰 编辑 程启凌